王健林还在不停的变卖资产。

据界面新闻最新消息，王健林卖掉了2013年收购的世界顶级豪华游艇公司圣汐国际，自此，万达的海外资产清空。值得一提的是，圣汐国际在2023年取得了创纪录的利润，但仍旧被缺钱的王健林卖掉了。

前两天，万达集团总部，位于北京大望路的万达广场——也是2016年接待过鲁豫采风，因此得以让外界窥探到首富金碧辉煌的办公楼的所在，也被卖掉了。它是王健林宴请宾客的高楼，如今，眼见着浩浩汤汤的万达集团退潮般的落下，只剩唏嘘。

而万达电影的股权在被王健林分次售卖后，最终完全脱手，与他不再有关联。

一个更加残酷的真相是，王健林无法再卖万达广场。

尽管此前已经卖掉了16座，但从今以后，每一座万达广场的去留，王健林无法再直接作主。

3月底，以太盟集团为首的投资机构联合中信资本、Ares Management旗下基金(Ares)、阿布扎比投资局(ADIA)旗下全资子公司Platinum Peony和穆巴达拉投资公司(Mubadala Investment Company)，向大连新达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约600亿元，而后者旗下的子公司，正是珠海万达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万达集团现下最核心的资产，近几年，王健林一直在为它的上市奔走。

此次交易过后，五家投资方将合计持股60%，而大连万达商管的持股比例则从70.15%降至40%，王健林最终失去了对万达最核心资产的绝对控制权。

截至目前，中国民营企业规模最大，数额最多的两笔交易，被王健林一个人承包了，距离上一次与孙宏斌的世纪交易，仅仅过去7年。

主导这次交易的，是太盟投资集团的执行董事长单伟建。

在大众认知度上，人们熟悉王健林，对单伟建的了解会有些许空白。但在投资圈，单伟建被称为“中国私募之王”。

某种程度上，他代表着中国投资人能达到的最高程度：

不只有投资人为他买单，现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是单伟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时期的导师，他本人也是沃顿商学院的教授，曾经创办过一份学术期刊《中国经济评论》，调动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劳伦斯·克莱因、傅高义、经济学家杨小凯博士、以及后来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博士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博士等学界大师为其撰文。

可以说，在政商学界，单伟建都有着不输于王健林的影响力。

01 两个迥异的捕猎者

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王健林下海的第二年，就辞去了政府单位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彼时，距离政策支持的『停薪留职』还有3年，但他没给自己留后路，一头扎进商海，而单伟建在决定入职新桥时，跟老板谈起了底薪。

作为一家私募基金，新桥在今天的中国金融市场很多人耳熟能详，但单伟建决定入职的当年，新桥只是一家资本金不足1亿美元，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不过，此时的单伟建也名不见经传，甚至对PE一无所知。

一般来讲，PE的收入结构是基本工资+投资获利。只是相比于投资获利，基本工资的部分微不足道，不了解PE收入结构的单伟建有点恐慌，比起虚无缥缈的获利分成，实打实的基本工资才能给他安全感。

激进者与保守者的底色，在入行最初就显现了出来。

单伟建以前在摩根银行工作，投行优厚的底薪让他对新桥的这份工作保持怀疑，于是他提出了一个不菲的薪酬数字，当然，这同时也暴露了自己对这份工作的一窍不通，但新桥的创始人庞德曼答应了：他要啥就给啥吧。至于原因，庞德曼后来告诉他：

“因为你的个性，以及，我知道你能学会”。

单伟建是什么个性呢?

也许借用电影《无间道2》中的角色倪永孝可以先为他做一个注解：斯文无害的外表下，有着一颗执着坚韧的内心，感性的喜恶不会影响他理智的判断。他是情绪管理的高手。

说起来，王健林和单伟建同出生于50年代，前后只差了1岁。但从外在的表现来看，两人却是肉眼可见的不同，甚至相反。

前者在四川长大，后者生长于北京，王健林的父亲是一名军人，单伟建的父亲在海关总署工作。贫瘠是那个时代里几乎所有人都具有的特征，不过与周围人相比，他们的童年也没有更悲惨。

原生家庭一定是产生差异的根源之一。父辈们一文一武，对孩子的教育自然也是一南一北，在后来的回忆中，单伟建提起父母不止一次叮嘱他：跟周围人搞好关系。而王健林的父母对他的叮嘱则是：一定要当五好战士，争取超越你父亲。

往后的人生，家风对他俩的影响贯穿始终：

单伟建依靠好人缘走出了戈壁，完成了在美的学业，一步步实现人生的升级;王健林则带着万达，开始了商海鏖战，一步步登顶财富榜榜单。

王健林是强势的。他做事雷厉风行，说一不二，万达成立之初，他就对员工说：“我们这个集体，我决定了你若不做，就罚款;对工作的基本要求就是令行禁止。”

在央视策划的节目《遇见大咖》中，王健林曾向记者解释过自己「强势」性格的形成原因：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性格心理形成的最重要阶段是8~15岁。15岁那年他参了军，所以军人的特质便跟随了他一生。

与之相比，单伟建是柔和的。十几岁的城里少年因不熟悉农活，第一次尝试务农时表现的略显笨拙，遭到了村民的嘲笑，但单伟建却不生气：能让他们开心，我很愉快。

同样在心理性格形成期的末端，单伟建作为知青被送到内蒙古戈壁沙漠务农，那是他认为自己人生里最重要的一段经历，此去经年，历尽千帆，叱咤投行数十载，归来仍将自己定义为「农民」。

从外形上看，这个农民是瘦弱的。

珍妮特·耶伦回忆起初次见到单伟建时，她是这样描述的：“满脸笑容，富有魅力，但看起来瘦弱的像是需要饱餐一顿。”

在内蒙戈壁务农时，他的瘦弱让他成为别人泄愤一样的存在。“有一次，一个人平白无故不宣而战，突然袭击砸破了我的头;还有一次，我在脱坯场，有人突然对我动了拳头，这两次打架，我都不知道对方为何动手”，在自传《走出戈壁》中，他记录了这两场冲突，并归因于当时知青们生活苦闷，火气无处释放。

只是，就人的生物属性和进化心理学而言，欺软怕硬是人的本性，即使把施瓦辛格扔进苦闷之最的监狱里，也不会有人因为想发泄而去招惹他。也许单伟建意识到了，但他羞于承认。

单伟建被困在戈壁挖土豆种地的时候，王健林成为了大连陆军学院的第一届学员，表现十分优异，据当时的队长后来回忆：王健林胆子大，智商高，遇事爱动脑筋且十分自信，说话给人的感觉是“我一定是对的”，那会不少学员对指挥作战感到吃力，但王健林拿得出战术方案。

平行时空的单伟建若认识彼时的王健林，必是羡慕不已的。

他本就极度渴望学习。上世纪60年代，即将小学毕业的单伟建回到家中，看到大院里的人们堆起了篝火正在焚书，他心疼不已，仗着自己弱小，偷偷拿回家藏起来。

戈壁滩上，食物的粗糙与匮乏常常让他胃疼难安，辗转难眠。但只要有空，他就抓着书本看，有时候实在无书可读，看看杀虫剂的说明书也可以“解解馋”。戈壁的生活很苦，对单伟建来说，最痛苦的就是每天重复无用的劳作，但只要能让他学习点什么，泥瓦工也好，电工也罢，日子便没有那么难捱。

不同于王健林的自信，单伟建是谦卑的。

打架打赢了，他说不是我厉害，只是对方轻敌了;考上了联合国的语言培训班，他说并不是自己有能力，只是擅长考试，会揣摩考官心理罢了;接到麻省理工和沃顿商学院的面试邀请，也不是因为他们看上了自己的学术建树，只不过这两所高校愿意给推荐他的教授一些面子而已。

而王健林在很多场合都说过这样一句话：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哈佛耶鲁不如敢干敢闯。在他看来，读的书再多，不敢想不敢闯就永远不会成功。这又是一个与单伟建背道而驰的地方。

1980年，有两个机会摆在了单伟建的面前：一个是带着新婚的妻子去联合国做同声翻译，每年领着几万美元的薪水，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另一个机会是去美国做访问学者，除了能够继续上学，与前者相比，没有任何好处。

此时的单伟建在对外经贸大学任教，每个月领着49元的薪水，稍作犹豫后他就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渴望学习。而之后的事实也证明，他让这个当时看起来不明智的选择变成一个还不错的选择，一路拼搏，先后在旧金山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最后成为沃顿商学院的教授。

事实上，如果你足够细心，会在单伟建写的书中发现一个细节：他在介绍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时，都会介绍他的学历。即使在戈壁，他也更喜欢跟读过书的人来往。2010年成为太盟投资集团的执行董事长后，对于招聘的合伙人，学历一定是单伟建最看重的部分，“书读得越多，知识就越多，就容易形成判断能力”，这是他的信条。

一个靠实践闯出了天地，另一个靠知识改变了人生。成功的路径不同，让他们对学历的态度自然不同。

他们是如此的不同，又是如此的相同。

比如，他们都喜欢写作;喜欢跑步;都比较骄傲：因为不想「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单伟建离开了投行，转向了私募。提出“万达广场就是城市中心”的口号后，王健林一度扭转了地产商人的劣势地位，让不少政府部门主动登门造访，以期引入这个知名商业体。

以及，他们是两个野心十足的「捕猎者」。

面试世界银行时，单伟建曾经被问到：你的野心是什么?他回答：My ambition has no limits.(我的野心无止境) 。说完，他自己也觉得这个答案有点不着边际，但后来的人生他似乎一直都在证明这句话。

如果说，当时单伟建是一个时刻准备好，等待机会来临的被动主义者，那之后，他便是一个面对机会时的主动出击者。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的金融体系遭受重创，整个国家面临主权债务违约。不得已，韩国政府只好紧急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求助，IMF向韩国发放了580亿美金，这是IMF当时金额最大的一次救援，但救援的条件之一便是要求韩国政府将两家已经倒闭并且收归国有的银行，即韩国第一银行和汉城银行，卖给外国投资者。

单伟建敏锐地嗅到，这将是一次历史性的机会，于是率领团队艰难谈判，面对韩方不断推翻-重建-再推翻共识的过程，单伟建有过一次连续43个小时没有合眼的经历，但他仍旧很兴奋，太太本想以他为榜样教育孩子努力工作赚钱养家的意义，他后来坦诚：“赚钱并非我本意，真正驱使我的，是这个机会本身和战胜对手的强烈欲望。”

这是捕食者在捕猎时才拥有的兴奋感，且单伟建还是个十分执着的捕食者：“我要做的事情，一旦咬住了，就不会松口。”

收购案艰难谈判了一年的时间，期间，新桥创始人亲自来韩多次也屡屡谈崩，最后下达了「放弃」指令。老板放弃了，整个团队都从韩国撤了，但单伟建始终没有放弃，好在最后，硬是让他等到了柳暗花明。

王健林自是不必说，当他决定要开辟万达的院线时，就吞并了一堆海外院线：2012年，万达以2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第二大院线AMC，2015年，以22.46亿美元收购了英国公司HGANZ持有的HG holdco;2016年，又分别花了11亿美元和35亿美元接连并购了卡麦克院线和传奇影业，欧洲危机情况下，王健林以80亿“捡漏”收购Odeon & UCI院线，至此，万达成为全球最大院线运营商。后来搞体育产业时，他 举并购了盈方体育、世界铁人，入股马德里竞技等等。

鼎盛时，王健林的得意按捺不住，扬言称万达进入的行业，无论国企央企，都没有机会做老大。

不过，这些豪情壮语都消失在了2017年。此后，王健林似乎进入了「捕食者困境」。

02 财富

孙正义看着单伟建认真的说道：“你厉害，你很厉害，你会非常非常有钱。”

那是1999年，新桥刚刚与韩国第一银行签订了《投资条款书》。在后续筹集资金的过程中，中间人将软银集团董事长孙正义引荐给了单伟建。

那几年，互联网股票猛涨，孙正义投资了很多互联网相关公司，其中包括中国的阿里巴巴和美国的雅虎。软银集团市值曾经在一年之内暴涨20倍，孙正义成为站在时代浪潮之巅，点石成金的人物。

听单伟建介绍完韩国第一银行的情况、交易内容和改造计划后，孙正义决定注资，随后被告知：所有跟投的有限合伙人都必须向新桥支付管理费和投资利润分成。孙正义惊讶了，通常别人请他投资都是给他付费，因为他过去几年的投资回报率经常可以达到5倍到10倍。单伟建笑了：

“我们也要吃饭呀，不过我会破例少向你收取费用。”于是，便发生了上面那一幕。

最终，新桥以筹集的5亿美元获取了韩一银行51%的股权，5年后，新桥将股权转让给渣打银行，获得5倍回报，单伟建也因此一战成名。

遗憾的是，2002年，随着互联网泡沫破裂，软银市值暴跌99.9%，孙正义不得不将手中的股权低于原始价卖给博龙资本，提前退场的孙正义，成为那场资本游戏里唯一没赚到钱的资本家。

但他对单伟建的那句评价却成为现实。根据去年福布斯的估算，单伟建的个人财富最少已超10亿美元。在亚洲，靠私募股权发家的亿万富豪屈指可数，为人熟知的更少。

不过很快，低调谨慎的单伟建给对方发了一封邮件：不正确的，而且相差很远。

他并没有提供具体的细节。到底是福布斯计算出错，还是他不想张扬——中国富豪对财富榜往往讳莫如深，我们不得而知。

展开单伟建的投资版图，除了让他蜚声国际的韩一银行收购案，后续神作也不少：

2004年，单伟建以22.27亿元拿下深圳发展银行17.89%的股权，8年以后，新桥又将深发展股权以164亿元的价格转让给平安银行，获利超过6倍。

从新桥离职加入太盟集团后，2013年，太盟投资以初始成本1.37亿美元的价格入股，推动了CMC(中国音乐集团)和腾讯音乐业务的合并，形成的腾讯音乐娱乐于2018年赴美上市，太盟实现26.07亿美元的总退出收益。

同年底，太盟以2.5亿美元的价格入股日本大阪环球影城。此前，日本大阪环球影城因旅游业萧条而陷入危机，两年过后，大阪环球影城客流量涨幅达18%，安然度过危机。

在地产板块，除了万达，太盟也频有动作：先后入股了收购上海悦达889广场项目65%股权，两年后又联手万科、铁狮门收购了瑞安房地产旗下的上海企业天地三期。

用单伟建的话说：但凡没有退出的投资，故事就没有完，就胜负未必。我们且按下不表。

如今，他进入到王健林的故事里。后者曾经在时代列车中忽高忽低，当过首富，也饱尝过陷入泥沼的滋味。

1986年，看到报纸刊发的领导讲话经常提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善于宏观把控的王健林下海了，踩中房地产红利的风口，创业第一年他就赚到1000万，这相当于现在的10个亿。23年后，他成为中国首富，又过了两年，他成为亚洲首富，往后继续蝉联了一届。

让我们想想几年前王氏父子风靡网络的语言吧：

“先定一个小目标，比如我先挣1个亿”，“我们自己辛苦赚的钱，爱往哪投往哪投”，“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财富对我不重要，我是追求一种情怀，追求一种境界”， “我交朋友不在乎他有钱没钱，反正都没我有钱”……每句话都长成了年轻人听不起的样子。

然而，万达的这列车高速驶过30年后，在2017年迎来拐点。那一年，万达产生了一笔超600亿的交易。

2017年，恰逢国内严控地产行业，正在全球快速扩张的万达又遭遇「股债双杀」，被证监会排查授信风险，压力之下，王健林开启了「卖卖卖」模式，将旗下77个酒店转让给富力地产，13个文化旅游城项目91%的股权转让给融创地产，又将万达物业以20亿的价格出售给了花样年物业。一番辗转腾挪，万达回笼超650亿现金，成就了中国房地产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

世纪交易在今年又一次发生在王健林身上。如此看来，倒真真应了首富的那句话：万达进入的行业，谁都没有机会做老大，卖资产也要当第一。

逆势之中，王健林身家从高点时的2200亿缩水至如今的300亿。但于他而言，失去的又何止是金钱?

如今回头看，王健林在2017年的壮士断腕算得上是一招高棋。那一年之后，房企们集体走向暗淡，暴雷、破产、停牌、小黑屋成为这个行业的高频词。

时代洪流倾巢而下，在一众哀鸿遍野的房地产战场里，王健林尚且还能踉踉跄跄的站着，曾经接下万达文旅城的孙宏斌，从2022年开始，就陆续将旗下的文旅城纷纷摆上货架——这个板块已经成为融创报表中亏损最多的业务。当初从他王健林手中买下的无锡万达文旅城66也在其中，遗憾的是，遭遇两次流拍。

寒冬之下，谁又能做孙宏斌的「白衣骑士」呢?

单伟建习惯了做「白衣骑士」，至少他觉得自己的角色是拯救者。但在社会舆论中，他的外号是「秃鹫」。这是一种食腐动物，有它出现的场合，都有死亡正在或者即将发生。

美国新桥曾经专注于投资中国。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独善其身的中国资产变得昂贵，而亚洲的其他国家资产变得极其便宜。因此，单伟建们转而在亚洲其他地区寻找机会，去抄底被贱卖的黄金。

韩国第一银行就这样出现在新桥的视野中。

在此之前，韩国政府对韩国第一银行已经注入几万亿韩元，而新桥仅仅投资了5000亿韩元便夺得51%的股权，对此，单伟建的解释是：新桥的投资犹如花100万美元买了一个曾丢失过1亿美金钻石的仓库。我们购买的仅仅是仓库本身，丢失的1亿美元跟我们没有关系。

翻译的更直接一些：我只要有价值的资产，任何不良资产都别想沾边。

寒冬里的企业，压死骆驼往往只需一根稻草，很显然，这是秃鹫们的天堂。

至少到现在，还很难说王健林是碰上了骑士还是秃鹫。

03 踏入同一条河流

单伟建人生的第一次投资，就是投资房地产。

1987年，单伟建刚刚任职沃顿商学院的助理教授，打算在新泽西州买一套房供一家人居住，但高达16万美元的售价对这个当时只能拿教授薪酬的人来说有些吃力，房产经纪人告诉他：“过去20年来，这里的房价一直在上涨。放心，还会涨。”听闻此言，他果断咬牙拿下。

然而，自打他跟家人搬进来，那里的房价就停止上涨了。10年之后，单伟建卖掉这座房子，卖价只是当初买价的三分之二，仅够偿还贷款。

这样的失败在他的投资版图里并不常见，多数时候，他都是胜利者。

不得不说，一个保守且对目标执着的金库管理员总是更能让投资人感到心安。

“你说有没有丢失的机会?几乎天天都在丢失机会，因为你不愿意承担风险，你就会丢机会。但丢失机会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不要丢钱，因为少赚点死不了人，但赔了钱的话这个活儿就保不住了，整个基金就可能砸了。”在面对过于保守的质疑时，单伟建如是说道。

保守的单伟建这次选择大厦倾颓的王健林，无外乎因为后者所有的万达商管是一支绩优股。

根据国联证券报告预测，2025 年我国商管市场规模将突破 1.2 万亿，前景宽阔。

另一方面，行业集中度有望上升。2019 年我国商管行业 CR5 为 23.4%，赢商大数据显示， 2022 年 15 家规模企业开业项目 153 个，占比上升至 42%，前 5 家规模企业开业项目占比超 30%——规模企业的能力和资源优势愈发明显。

随着业主对高质量商管业务的需求进一步加大，行业分化可能进一步加剧，拥有优质管理运营能力的行业龙头企业有望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

其中，万达优势明显。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万达商管以 473 个在管项目稳居规模之首，在管建筑面积 6556 万平方米，商业地产管理规模稳居首位。尽管目前万达已卖掉16座万达广场，但去年万达商管至少新开业运营26个商业项目，2024年也有超20个万达广场计划开业。

虽然较前几年每年至少45座万达广场开业速度有所放缓，但其管理规模优势仍然明显。在线下消费场景受限的情况下，万达商管在管商业广场的出租率为98.2%，租金收缴率为100%，为行业之最。

并且，相比于其他几家规模企业，万达商管区域收入分布均匀。万达商管 2022 年 H1 收入各地区占比相对较均匀，东区和北区营收占比都接近 30%，南区营收约占 25%， 西区营收相对较少，占比接近 15%，其他几家诸如新城控股收入主要来自长三角，华润万象生活和大悦城商业项目则主要分布在一 二线城市，万达商管的发展相对更健康。

从财务数据来看，万达商管也堪称优秀：2020至2022年，珠海万达商管营收分别为171.96亿元、234.81亿元及271.2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1.12亿元、35.12亿元及75.34亿元。2023年仅上半年，珠海万达商管营收254.52亿元，净利润67.29亿元。

王健林早年的“轻资产战略”在寒冬中印证了前瞻性。但如今，他却不得不面临与外来者分享成果的局面。

“你成功了，做事就特别怕失败”，2016年接受鲁豫专访时，王健林说过这样的话，就像雷军在选择造车之后说的是「赌上我人生所有的声誉」。对于失败的恐惧，大佬们多半是出于面子的考虑。

但企业家的果断让他快速做出了选择：丢掉面子，完成里子。

根据公开资料，万达集团旗下有四个业务板块，分别是;地产、文旅，商管和投资，自2015年王健林提出「去重资产化」后，地产业务只剩一下部分万达广场周边配套的存量住宅，文旅板块业务自2017年之后缩水严重，投资集团也没多少核心资产。

与此同时，万达电影也被多次摆上货架，王健林通过不断的让渡股权回笼资金。目前王健林只间接持有万达电影10.9%的股权。

能承载王健林“百年万达”梦想的，也只有万达商管了。

王健林曾说：我什么企业都可以放，这个企业不能放。只是如今，600亿的资金到账，60%的股权归属他人，万达只持有40%的股权。绝对控制权的丧失，意味着王健林的一言堂时代也结束了。

但对王健林来说，这或许并不是坏事。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 至 2020 年商业地产投资完成额呈现出下降趋势，2021 年投资额有所回升，2022 年商业地产投资额为 10657 亿元，同比下降近 15%。2016 年至 2021 年商业地产新开工面积持续下降，2022 年商业地产新开工面积为 0.82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超过40%。

另一方面，根据中研普华产业院研究报告《2024-2029年中国购物中心运营市场分析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分析，我国购物中心人均享有面积达0.38㎡，已接近日欧等发达国家。

经过前期的高速发展，市场供需调整推动着商业地产投资更趋于理性稳健，对新项目建设更加谨慎，商业地产已进入存量时代。

从行业角度看，商业运营服务提供商在经营活动中创造现金流的难度或将加大。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2017年至2022年，中国商业运营服务市场的总收入由人民币6166亿元增加至人民币9767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9.6%。2027年，商业运营服务市场总收入预计将达到人民币14231亿元，预计2022年至2027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下降至7.8%。

与此同时，弗若斯特沙利文指出，中国商业运营服务市场面临着诸多挑战，导致越来越多商业广场运营不善。

2017年至2022年，中国出租率低于70%的商业广场数量由7800家增加至10948家，估计到2027年，中国出租率低于70%的商业广场数量将达到13182家。

对于很多中国商业地产业主来说，未来可能要面对的境遇是眼看着资产一步步沦为低效资产或者负资产， 如今，一种流行的论调是，现在还有资产可卖也是一种幸福。毕竟，没有流动性的财富等于贫穷。

据万达2023年半年财务报告，接下来一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高达292.57亿元。

困在债务危机里的人是没办法专心经营管理的，他们每天睁眼闭眼只有一件事：找钱。尽管以单伟建为首的投资团给到了600亿美金，但王健林还在不断地出清资产，原因似乎也不难找：

单伟建只要珠海万达商管这一个优良资产，王健林的债务危机跟他没有关系。

在单伟建的价值观里，收购只有创造价值才能获利。

按照惯例，单伟建在入主一家公司，拿下它的控制权后，会率先引入新的管理团队，中国商业地产这盘棋下到现在，也到了解局的关口，虽然不情愿，但如今的万达商管或许也来到了曾经韩一银行的位置：它需要解救自己，同时也能给中国的诸多民营地产商打个样，给出改善企业价值与经营的新范式。

对于此时的王健林来说，单伟建入局的身份是秃鹫还是骑士或许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结果：他能给万达带来什么。对单伟建来说，万达这个项目是否能给他的人生成就里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才是最重要的。

但无论如何，这两个捕猎者踏入了同一条河流。就像单伟建所说：时和势往往决定命运，但很难预料，能不能把握住，就看自己了。